1972年10月的一个凉爽傍晚，北平的风中透着丝丝寒意。在京西宾馆的舞台上，帷幕落下，掌声如潮，席间的江青象征性地处在中央，而朱德则被挤在了一旁。演员们齐声高喊着排练的口号，气氛看似热烈，但王树声静静地坐在后排，他的目光冷峻，最终，他拄着拐杖缓缓起身，离开了这个格外嘈杂的场合。

走出大厅，王树声愤愤不平，随即甩出一句：“这个家伙，竟然敢欺负朱老总，学她个屁！”同行的警卫员一时语塞，不敢接话。车灯划过夜空，照亮了他倔强的侧脸，然而，那眉宇之间却深藏着令人感到的疲惫。

当时，年六十七岁的王树声，早已在西北高原的风沙与朝鲜战场的炮火中磨练过，但此刻折磨他的其实是眼前这股难以名状的政治风暴。两年前，军事科学院被削减编制，他焦虑地守护着组织，尽管形势凶险，许多能力卓越的研究骨干依旧能够留在这里，得多亏了他的顽强努力。

外界只看到了他那“第二政委”的称谓，却往往忽略了叶剑英与粟裕双双被打倒后的严重后果，实际上，那时他已挑起了全部的重担。1969年，整编工作如火如荼，总参的电报要求各单位上报“可裁人员”，王树声愤怒地将电报摔在桌上，夜里吸烟至三点而难以入眠。第二天，他亲自书写信件推销自己的干部，让各个军区明白：“这些人敢打仗，能够出谋划策，且为人清白。”

有趣的是，他忙碌后，又开始修订条令。1970年夏季，他只带着一个旧皮包，里面塞满了调查问卷和两瓶藿香正气水，跑了三个军区。在青岛码头，地面热得像能烙饼，同行的参谋建议他去庐山避暑，他却笑骂道：“去山上能看见班排？我若想吹空调，还下部队干嘛！”

这种拼劲并不是凭空而来。早在1946年中原突围前，他曾对怀孕的妻子杨炬说“等打完仗再要孩子”，可当警卫员将打胎药悄悄收走时，孩子终于得以存活，正是后来身残志坚的王鲁光。儿子出事的那天凌晨，他沉默了十分钟，继而叮嘱司机：“把同志安全送回，别追究责任。”这句话说出时，嗓音嘶哑，似乎带着千斤重担。

到1973年春，他被食道癌拖入病房。护士送来血浆时，他用力摆手示意：“别浪费，国家更需要健康的年轻人。”身边的队友劝不动，只得在门外静静守候。或有人觉得他在作秀，然而老兵们深知这位大将，心底始终柔软，固执而直率。

元旦刚过，病情加剧。周恩来赶到，与他握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党中央、毛主席了解你。”王树声的眼圈顿时红了，拼尽全力点头回应，却始终未多言一句。

1月7日清晨，随着病房窗外初露曙光，监护仪的曲线突然停下来。当天的军区通报只简简单单一句：“王树声同志逝世，享年六十九岁。”尽管文件简短明了，但那些知道内情的人都理解，这位将军一生扛下了太多压力。

人们常将1972年那句“学她个屁”当作笑柄，但若没有这种固执的精神，军事科学院恐怕早已换了局面。经过时间洗礼，江青的声音终究减弱，而那本在灯下修改得满是油渍的《战斗条令》，至今仍留有王树声的批注，这才是真正留给后世的军人印记。